刘伶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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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是指 西晋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主张老庄之学。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竹林七贤的作品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关键词：竹林七贤 佛经 山阳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倍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迎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甲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干虑，难免有失。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和解释佛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中国的“竹林之游”与印度的“竹林说法”性质不同。首先，前者是几个朋友相聚，清谈饮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则是教主向信徒布道，听众动辄千万，如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载“一时佛在罗阅抵竹园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问经》载“一时佛在王舍城迦邻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四千，菩萨七万二千”。再者，汉晋之际的观念中，圣人不可学不可至，贤人与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同日而语。竹林七贤属于贤人，与佛教中高僧地位相当，故孙绰作《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则与圣人同，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故他没有以七贤去“方”诸佛，因为两者不能类比“格义”。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区，自古便生长竹子，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晋之际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要种植竹子。汉末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年轻时代活动足迹在北方地区， “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参曹操军事，长期生活在邺。而他在《昌言》这样描写理想中的庄园：“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西晋潘岳的庄园则位于洛阳南郊的洛水之滨， 《晋书》卷55《潘岳传》载其《闲居赋》：“爱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菇蔼，灵果参差”。由此可见，河内山阳嵇康的庄园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证明，“竹林之游”的两处遗址——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竹林并非虚构。第一，山阳园宅。《水经注》卷9《清水》：“又径七贤词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郭缘生《述征记》关于竹林遗址的记载，又见于多种类书征引，其中《太平御览》卷64《居处部四·宅舍》所引最为详细：“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郭缘生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卷2《史部·地理类》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该志《史部·杂传类》又载：“《武昌先贤传》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可见，郭缘生是南朝刘宋时期人，《述征记》是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遗址生长竹林的最早文献资料。《水经注》中的“七贤祠”，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但寺内有“七贤堂”，供奉竹林七贤。庙南“七贤泉”，后名“竹林泉”。此庙此泉见诸历代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乾隆《获嘉县志》、 《辉县志》、道光《修武县志》以及今修《修武县志》等。竹林寺(七贤祠)遗址与竹林泉相邻，位于今河南辉县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如今竹林寺已荡然无存，而竹林泉却流淌不息，汇成清澈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岸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访问村民得知，他们不知“竹林七贤”典故，种竹不是为了纪念先贤，而是当地重要副业。但是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则有了特殊的意义。第二，嵇山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庄园西北25里左右的嵇山便拥有别墅。嵇康在与郭氏兄弟互赠的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别墅，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当笔者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到达群山环抱的山坳——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时，理解了“北山阿”一词的含义。《修武县志》还附有古代地图，与考察结果相同。以上文献中出现的白鹿山、天门山、嵇山，实际上是对同一座山几个山峰的不同称谓。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县北境，山势极雄伟。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做了详细的记载。“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证明，那么，“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是否能成为他们聚会“竹林”的障碍呢?曹魏前期，士人多离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以至选官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贤的实际居地与籍贯并无关系，他们多数居河内郡，少数居洛阳，相距不太远。汉末长期战乱造成北中国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故曹操迁汉都于许昌，而定魏都为邮。黄初元年迁都洛阳，当时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连原籍冯翊的半退职官员杨沛，也在洛阳西郊“占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被划为屯田区，故官员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地位相当于东晋的会稽。河内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难三十余区”。嵇康原籍为谯郡人，其父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山阳的庄园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来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原籍琅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浑在山阳置下园宅，成为嵇康长期的邻居，“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与向秀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山阳南邻，今武陟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即使山涛、向秀仍住在故里，与嵇康园宅相距亦不过70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时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旧赋》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住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杨沛“居止”草庐中，是其证。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居住，史书所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洛阳与河内一带。此人行踪不定， “常乘鹿车，揣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与山阳、怀县相邻的河内获嘉县有刘伶墓，距嵇康竹林园几十里，比山涛、向秀故里更近。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而东流处，该地因此得名“阮曲”。阮咸随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虽然洛阳与山阳相距较远，约250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碍阮氏叔侄去参加竹林游宴清谈。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渔猎，在山墅中饮酒清谈。应璩的《与从弟君苗、君育书》透露了有关曹魏士大夫“山阳情结”的宝贵信息。应璩是建安七子应{？}之弟，在洛阳上层交际甚广，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要职，嘉平四年逝世。从信的内容看，原籍汝南的应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内山阳落户，拥有土地园宅。应嫁在信中劝在山阳务农的两位从弟千万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扩大庄园的经营规模，“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典，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自己混迹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最高兴的活动，是越芒山、渡黄河，北上河内山阳，“闲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朦，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祟佩，折若华以霸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何其乐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归隐，“吾方欲秉未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这不是文学意象，而是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庄园。丹水出太行山东南流，经山阳境内的邓城，后与沁水汇合。

获嘉，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西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县境东连新乡县，南接原阳县，西邻武陟县、修武县二县，北与辉县市隔大沙河相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获嘉历史

传说时代（约公元前2070年以前）人们生存的地球形成于46亿年以前，之后的10亿年内地球上有了生命。800余万年前，人类直接的祖先——腊玛古猿诞生。170万年前，中国最早的人类——元谋人诞生。80万年前，境内有人类活动，且已开始直立行走。50万年前，境内人们已经懂得制作简单的生产工具。10万年前，境内人们完成了向智人的过渡，逐渐由猿人向现代人进化。

石器时代，境内人们打制的石器由简单、粗大向规整、细小发展，种类也不断增多，学会了取火、用火，开始使用犁耕技术，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均大有增加。约从公元前(以下简称为前)6000年开始，境内的农耕、畜牧比渔、猎、采撷变得更为重要，从东张巨、大清、羊二庄等地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灰坑、土坑墓、红烧土和大量陶片、石器，表明当时社会已走向新的文明。前2600～前2070年,三皇五帝时代中的神农炎帝为发明医药而遍尝百草，在境内留有他的足迹，后人为纪念他,在今冯庄镇新安屯村的西北隅建有“神农庙”（现新安屯村存有故址和残碑一通）。

夏朝（约前2070～前1600） 县境,属夏部落管理。境内人民积极参与治理为害多年的洪水（苏章营村，今存有群众为纪念尧舜禹在此治水有功而建的“尧舜禹三元宫”，今名“尧舜禹纪念馆”）。全国分为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共九州，县境属冀州，称宁邑。

商朝（前1600～前1046） 前1600年，商建立，县境称宁邑，属冀州。从境内东张巨遗址发掘的石斧、石铲、带齿蚌镰、骨簪、骨锥、大鹿角、动物牙齿化石等文物来看，当时境内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前1046年初，周武王姬发怀抱其父文王木主，率领八百诸侯在孟津北面渡过黄河来到境域（当时的宁邑，今获嘉县）。不料恰遇“天降大雨”且“三日不休”，儒雅相父（姜子牙）说这是“天润我军”，武王遂命令全军驻兵于宁邑“修兵练武”，为灭商作准备。在大战前夕，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在今县城东北2.5公里处让士兵积土成丘（即今天的“同盟山遗址”，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丘上设坛盟誓，为“牧野大战”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上称此丘为中华第一坛，后人称此丘为“同盟山”，并在山上修建武王庙，以示纪念，此庙为周朝第一庙（全国唯一）。前1046年2月5日，周武王亲率佩甲之士4.5万人、敢死队3000人，并与早已跟武王结成联盟的其他封国军队相配合，在殷都的郊外牧野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生死大决战。

西周（前1046～前771） 西周建立之初（前1045～前1041)，周武王为纪念在“宁”修兵练武，遂更“宁”为“修武”，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并把其分管区域设为邶、卫、鄘三个小诸侯国，分别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治理，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境域属鄘国，后属凡国。前1038年，“三监叛乱”被平后，遂撤“三监”并为卫，封武王弟康叔为卫侯，境域属卫国。前1035年，周朝进入“成康之治”的强盛时期，境域内政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地民间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产生了大量的歌谣并且广为流传，以致于到了春秋能吸引大圣人孔子游历卫地，并将流传于此地的部分民歌、民谣收集编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其中《鄘风》篇中的诗歌就直接产生于境域广大地区的民间。前841年，各诸侯国推举共国（今辉县市）国君共伯姬和代理朝政，史称“共和元年”，境内开始使用确切纪年。前827年后的“宣王中兴”时期，施行“不藉千亩”，废除藉田典礼，境内农业得到发展，冶铜和铜制器具在境域先后出现。

东周（前770～前221） 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初，境域称宁邑，属卫国。卫武公（卫康叔10世孙）任卫国的国君时期（前770～前757），将其子季亹（为宁姓的受姓始祖，张巨乡李村东北角有季亹墓，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封到境域内的邑治（今徐营镇宣阳驿村），食采于宁。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于蔡丘（今兰考、民权之间），制定修筑黄河堤防盟约，由武陟经获嘉、新乡、延津到封丘的黄河堤防筑成（今县境南部有其遗址，旧志称其为古阳堤、太行堤，西自张堤村，经梁堤、固县、古墙、忠义、亢村、刘固堤、郭堤、山头王至李道堤出境）。前635年，周襄王“将阳樊、原、攒茅之田赐给晋文公，包括修武（今获嘉），通称南阳（今南阳屯村有其遗址），属晋国。楚国有个大夫叫伯贲，因犯罪被杀，其子贲皇逃到晋国，晋国国君就把晋的南部苗邑（即世传的“苗庄王城”，今张巨村西的齐州故城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封给贲皇作食邑，陈庄就是苗庄王的花园。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南迁大改道。前507年，孔子的著名学生十哲之一——卜子夏，在时称晋国南阳的南阳城出生。前498～前484年之间孔子在境域活动约五、六年之久，居住在卫国贤大夫籧伯玉退隐时的居住地（今巨柏村）。当孔子在卫国不能展其志，便带其部分弟子从获嘉出发，顺驿道沿黄河北岸到境南18公里处（今亢村），其弟子陈亢病卒于此，其村名遂改为亢村。前570年，晋大夫祁黄羊，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荐自己的仇人解狐任南阳令，境内传为佳话。战国前期，前403年，韩、赵、魏三国分晋，境域属魏。期间，各诸侯国连年争霸，最后出现“战国七雄”，各国纷纷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壮大自身实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前400年，卜子夏逝世，在世期间对《诗》、《书》、《易》、《礼》、《春秋》皆为之注疏，并为《诗》作序，在《礼》中著有“礼仪丧服”，与冉雍等合著《论语》一书。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今邓庄村有其陵墓，城内新华小学对面有其祠堂。春秋末期，宁氏族中宁赢、宁子、宁跪、宁静、宁俞、宁相、宁殖、宁喜皆为大夫，宁戚则被齐桓公拜为相卿。前273年魏割南阳于秦，境域仍名南阳，属秦国。

秦（前221～前206） 前221年，秦王朝废除周代的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境域时称修武县，隶属于三川郡（今洛阳市东北）卫州（今卫辉市）。前215年，秦王朝对战国时期各国分管的黄河堤防进行统一治理，“决（疏）通川防，夷（铲）去险阴”，境内的黄河堤被建成驰道。前214年，境内大量民工被秦王朝征发北疆去修筑万里长城。

西汉（前206～25） 刘邦继承秦制，兼采周法，设司隶部，部统郡，郡统县。前205年，境域修武县，隶属司隶部河内郡（今武陟西南）。前203年,项羽进兵成皋，刘邦与夏侯婴渡过黄河向东逃到张耳、韩信的驻军地小修武城（今齐州故城遗址）并在其西边（今高庙村）设坛祭天。112年，南越（粤,今广东省一带）国相吕嘉叛乱，杀死汉使终军、魏臣及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武帝遂调遣汉将路博德、杨仆率师五路去讨伐吕嘉。次年，武帝东巡到汲县的新中乡（今新乡县西南张固城村），恰逢路博德平息叛乱并派人送来了叛相吕嘉的首级，武帝大悦，故取擒获吕嘉之意，遂于新中乡置县建城，取名“获嘉”，属司隶部河内郡，割汲县、修武两县部分属之，是获嘉称县的开始。

东汉（25—220） 25年，冯柱之子冯石继承其母获嘉长公主爵位，称获嘉侯，境内部分属获嘉侯国，部分属修武县，均隶属于司隶校尉部河内郡。获嘉侯国治所仍在张固城村，修武县治所在今南阳故城遗址。期间，境内名人辈出：26年，卫飒因政有名绩，迁桂阳（今湖南郴州市）太守；149年，张歆任桓帝三公之首司徒；149年，张导任钜鹿（治所在今河北平乡西南）太守，因治水有功，当地群众为他建庙并立“漳河神坛碑”（《水经注》上有载）；蔡湛，“举孝廉辞让”，181年，任并州（治所在晋阳）刺史，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184年，张延（张歆之子）任灵帝三公之一太尉。太山村在光武帝时属邙山余脉，世传为古北邙。自古道：“生长苏杭，死葬北邙”，今太山村古墓随处可见，出土的文物有空心砖（俗称光武砖）、陶砖、陶罐等。

三国（220—280） 境域中的军屯、民屯，给境内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生机。220年，境域隶属魏国的司州（今洛阳）河内郡，仍名修武。黄初中期，河内郡析置朝歌郡（郡治在今淇县），境域改属冀州（今河北冀县）朝郡。获嘉县仍在今新乡县张故城村，隶属朝歌郡。其间域内有杨俊，任南阳太守（五品）；张范胞弟张承，官拜议郎，后升职为伊阙（古关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伊阙山上）都尉，胞弟张昭，当时也为仪郎。张范，张承弟兄二人是魏文帝曹丕“执子孙礼，举动必咨”的政界大红人，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晋（265—420） 265年，司马炎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调整。266年，复置汲郡，境域仍名修武，隶属司州（司隶校尉部通称为司州，治所在洛阳）汲郡。获嘉县仍在今新乡县张固城村，也隶属司州汲郡。武帝太康前，竹林七贤在域中活动频繁，太康年间，七贤之一刘伶定居县南亢村镇东刘固堤村，是域内名吃饸饹条的创始人。370年，域内属前燕。370年，前燕皇帝慕容暐使其弟藏，在获嘉故城（今新乡县张固城村）东北筑新乐城（原新乡县老城）。晋末废获嘉县，时获嘉县域属时修武县（今获嘉县），仍属汲郡管辖。域内人杨览，杨俊孙，任汝阴（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县）太守；杨沈，杨览子，任散骑常侍；张攀，汉朝太尉张延之后，仕前燕慕容垂，先任御史中丞，后任兵部尚书。

南北朝（420—589） 境域属北朝时的魏国。493年，域内开始实行改革官制、禁胡服、禁鲜卑语、改姓氏、改籍贯等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499年,复置获嘉县，治所移至新乐城（今新乡市内老新乡县城），治今新乡县，境域仍属修武县，统属司州汲郡。526年，以地形分置北修武于清阳城（今修武县五里源乡李固村），境域为南修武，南修武县治设在今徐营镇宣阳驿村。534年，北魏分为东、西两魏，获嘉县治今新乡县，境域名南修武县，统属东魏。550年，齐王高洋灭东魏，建北齐，获嘉、修武皆属之。556年，获嘉县治所由新乐城迁往共县城（今辉县市），境域仍名南修武。578年，以南修武置修武郡。获嘉仍治共县。期间域内佛教盛行，分为曹洞、临济、沩仰三宗，建寺、造塔、刻石成风，如“许和叔墓铭”碑、“部行造象记”碑、“李洪演造象”碑等均为当时高水准的石刻产物。

隋（581—618） 584年，域内废修武郡，获嘉县治所从共县城移到南修武城（即修武郡，今宣阳驿村）,此为获嘉县治理今地的开始,隶属冀州。586年，割出域内东部、汲县西南部的部分属地合在一起，取汲之“新中乡”首尾两字“新”、“乡”作为县名，县治所设在新乐城内。596年，又在获嘉县设置殷州，辖获嘉、新乡、共县、修武等县。炀帝大业初废殷州，保留获嘉县。607年，又改为郡、县两级，获嘉县属河内郡。次年，域内被征出动大量民工开挖千里大运河的工程之一永济渠（今县北大沙河），主要利用沁水、丹水与卫河、黄河相接，南通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获嘉时为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域内经济、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发展。

唐（618—907） 619年，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于获嘉，厚德与其守将赵俊颖驱逐殷州刺史段大师，以城投降李世民，李世民命李厚德为殷州刺史。621年，地方设州、县两级，在获嘉县城内又设置殷州，辖获嘉、修武、共县、新乡、武陟五个县。全县民户均以100户为一里，5里为一乡，4家为邻，5家为保，并规定男女刚生下来为黄，4岁为小，16岁为中，21岁为丁，60岁为老。627年，殷州被废，获嘉县属怀州，隶河北道。630年,全国进行行政区划，获嘉县城从宣阳驿村已搬迁至今获嘉县老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县城内始建的儒学宫。758年，大将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渡（在县西南屯街村一带）渡过黄河，在获嘉打败了安太清。768年,历史上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哲学家韩愈出生在境域宣阳驿村（《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704页第一栏“韩愈”条有载）,村中有“韩愈故里”碑。晚唐著名爱情诗人李商隐，因其父李嗣时任获嘉县令，于812年生于获嘉县城。

宋（960—1279） 宋朝初，境域先属河北路怀州。1026年，改属河北路卫州。1069年，全县出动大量民工疏浚境内大沙河，使其与卫河畅通，农业、水利和漕运事业进一步发达。太山村以皮薄、声脆、味鲜的“四月八，鲜黄瓜”而著名，太山黄瓜也因此被定为北宋贡品，年年进京。元佑年间，在县城西北隅重建儒学，教育、文化也有新的发展，象石佛、石柱、八面经幛等碑刻相继面世。

元（1206—1368） 获嘉隶属于行中书省燕南河北道卫辉路。境内水陆要道相继修建驿站。1320年，庙学被修缮一新。境内蒙、汉居互迁，实行民族融合政策。狮子营可姓、陈孝张姓、大洛纣冯姓的始祖睿公，就是从辽宁省辽阳市军屯于此的蒙古族。1337年，朝廷在县境搜掳童男童女送往蒙古当奴婢。

明（1368—1644） 境域隶属河南布政使司卫辉府。军事上属宁山卫西屯之前所和中所，辖域内18个百户所。冯、夏、吴、李、张、石、陈、包、蒋、孟等10个百户属中所，杨、周、吴、闫、施、两李、王等8个百户属前所。从1369年开始，在历洪武、永乐两朝长达48年的时间里，因军迁或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而迁入县域的有112个姓氏275个始迁祖，这些移民为医治域内由战争留下的创伤做出了卓越贡献。1370年，时任获嘉县令的熊邦基，招集迁民筑城建社，创学宫，建官署、邮传，逾年功竣。1377年，获嘉县被撤销，并入新乡县，三年后复置，仍隶属河南布政使司卫辉府。1440年，杜村社（今冯庄镇古墙村）人汪仲诚捐麦1010石“用助赈饥”，皇帝特“赐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免本户杂派差役四年”。1462年，黄河自获嘉境南徙原武（今原阳县）界。1466年，黄河泛滥，冯村人郭政“应诏罄所有输官以济饥”，时任获嘉县令的邢表，“奉旨征文勒石，旌表（郭政）为义民”。1482年，县令吴裕，为政务宽和，劝农课桑，规划学校，出俸金助教营建社学27处，为域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明朝，全县共出了17个进士，弘治到崇祯年间就占了15个，出现的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堪为获嘉历史之最。1539年，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夏言随嘉靖帝南巡，过县南亢村驿，于渡河之日作《大河东去》词一首（该词刻碑立于今亢西村，碑尚存）。1596年，北京故宫中的乾清、坤宁两宫遭火灾，获嘉籍人贺盛瑞以工部营缮司郎中身份，主持修建两宫，招募乡人中的大量工匠参与，为获嘉建筑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1603年，由彰德府同知管获嘉县事张蕴道编次，教谕陈禹漠纂修的《获嘉县志》刊印出版（县志办存有影印本），为获嘉县存世最长的一部县志。在明朝的276年间，曹昌、王胄孺、冯上知、贺盛瑞、岳凌霄、张可光、贺仲轼、冯兆麟、徐培植、王纳忠等纷纷著书立说，县档案馆现藏有贺仲轼的《约族俚言》、《广俭约》、《祠堂四世位次议》、《耕余漫记》、《经史致曲》、《八卦余生》、《春秋归义》、《冬官纪事》等八部，以《冬官纪事》最为珍贵。

清（1644—1911） 1645年，获嘉隶属河南省河北道卫辉府。1659年，由知县李玳校梓，郭猷吉、王政举纂修的清朝第一部《获嘉县志》刊印。1684年，县城城墙改为长方形的砖砌墙，周围652丈，高2.5丈，宽1.25丈。同年，知县冯大奇创义学3处。1686年，由贺振能、郭元暹纂修的清朝第二部《获嘉县志》刊印出版（县志办存影印本）。1703年，康熙帝出巡回京途经获嘉，大悲院僧人超玉迎驾，深得康熙帝的欢心，遂敕封其为“大和尚”，赐其七言诗一首并书赠“行苦神秀”横幅和“净云寺”匾额。1727年，县令寿致浦奉文疏浚丹河（又称运粮河），当时煤炭、杂货俱可由境内运至天津和塘沽，境内贸易繁荣，经济发展迅速。1756年，由知县吴乔龄修、浙人李栋纂的清朝第三部《获嘉县志》刊印成书（县档案馆存有）。1823年，同山书院在县城内建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全县最大的私营商号“义盛长”由陈位庄陈恒书投资白银6400两，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商埠均设有办事处。冶炼、纺织、食品等手工业和商号、银行不断涌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天主教先后传入县境。1903年，道（口）～清（化）铁路修至县境，东起李村，西至黄楝堤共17.6公里。（史庄镇）邓庄人贺怀秀带领域内大批工匠参加铁路沿线站台、票房等建筑物的施工。1906年，芦（沟桥）～汉（口）铁路全线通车，在县城南三十里的郭堤村入境，至职王村出境共13公里。身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双重压迫的全县人民被迫举起反抗和斗争的大旗，以李占彪为首的获嘉联庄会在县南登觉寺举起义旗，反捐、反征夫、反派草料。捻军与清地方武装战于县南王井村、张堤村以及寺营、孝合、张莫、东彰仪、西彰仪等村。

　旅游资源

3000年前，武王伐纣会盟诸侯于此誓师，谋成牧野之战，奠定周朝之基。有武王庙（即同盟山）2000年前，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武帝讨伐，平息叛乱，获吕嘉首级，逐以其地置县，名“获嘉”。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3处。

毗邻南太行八里沟旅游区10公里，距离国家地质公园焦作云台山风景区30公里。

1.武王庙

同盟山、武王庙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获嘉县城东三公里。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八百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现存山门、二门、拜殿、武王大殿、东西文武臣廊、文王殿、太公殿、圣母殿（文母邑姜）、周公殿等王侯公卿殿堂和诸侯饮马池，同盟指路碑、古井、唐槐、历代碑碣；另有召公殿、碧霄宫、钟鼓楼、太公校阅台、夷齐叩马处、同盟坊、演武坊、八百米御道等遗迹。

2.获嘉饸饹条　

传说是商纣王听闻苏护之女苏妲己相貌奇美，德才俱佳，下诏纳其为妃，苏妲己就由其兄嫂护送前往国都朝歌，途中路经获嘉，下榻于当地驿馆，妲己之嫂颇通玄术，夜观天象知道会有妖魔不利于妲己，于是下厨用面粉佐以祛邪镇灾之物作了一碗面，亲自给小姑妲己端过去，

走到门口，已经晚了一步，正好看到受女娲之命来秽乱殷商的九尾狐狸精正在吸取妲己的元神，其嫂法力有限，眼睁睁的看着九尾狐狸幻化成妲己模样，与妲己肉身合二为一，惊恐的说不出话。假妲己笑吟吟的问嫂嫂所端面食叫何名字，妲己之嫂见天命如此，痛心疾首，只是喃喃道“活啦，活啦……”。获嘉饸饹条由是留名。流传到民间的饸饹条虽然用料简单了许多，不过倒真的是由祛风避寒的功效，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一碗饸饹条会吃得身子暖呼呼的，要是就着大蒜再放点辣椒，保准会让你吃的通身冒汗，舒舒坦坦。

获嘉饸饹条因其味道鲜美，好吃不贵，成为闻名全国的食品。

3.十月物资交流大会

大会[8]

获嘉县十月物资交流大会，始于明朝嘉靖七年，由最初的祭祀庙会逐渐演变而来，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八到十八日举办，会期十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改革开放刚开始，各种物品还比较奇缺，平时买不到的生活用品，在大会上都能买的到，周围四区八县的人们潮水般涌向大会，对获嘉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获嘉人民文化生活。

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十月大会物资交流的功能已经被逐渐淡化， 但是它依然是每一个获嘉人心中的无可替代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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